这是一把造型近乎唯美的质地十分优良的小提琴。她那高昂的头颅，似在向世人宣示其曾经的骄宠；而她那交织着虎豹纹的平滑的背脊，又分明在暗示着其过往的华贵。只要你双目紧闭，轻拨琴弦，优雅的琴音便会冲破她那曼妙的腹洞奔涌而出……

      没错，这是一把意大利产小提琴。琴龄或许已逾百年。她的第一任主人是一名颇具文艺范的骄傲的美国大兵，之后，还未来得及用她来高奏凯旋，便被一名志愿军战士从朝鲜战场作为战利品带回了中国……

      不久，志愿军战士将这把心爱的小提琴转赠给了我那热爱音乐的父亲。

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四舅意气风发

      这名志愿军战士其实是我的四舅。他送给母亲的一张胸前挂满军功章的戎装照片，庶几成为我们家文革期间的“镇宅之宝”。

      年分四季，天有阴阳。我始终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着其特定的色彩、轨迹和结局。如果说，母亲、五舅的人生是明亮的，相对平和安逸的，三舅的人生是沉郁的，递进的，大舅的人生充满了血雨腥风和噩梦、阴谋、灾难，二舅和姨娘的人生一直为怅惘和苦涩所裹挟，左冲右突，未得其果；则四舅的人生就是欢快的、阳光的。按照民间通俗点的说法，有的人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有的人却如蒙天助，往往能够逢凶化吉、力挽狂澜，否极泰来。

      综观我四舅的一生，他说得上吉人天相、顺风顺水。

      四舅原名禹玉富，出生于1925年正月，参加革命后改名禹夏。他比我母亲正好大三岁，都是正月间的生日。用老家的话说，命里不愁吃穿。四舅底下本来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因奶妈疏于照顾不幸夭折。四舅生下来不久便过继给自己的姨娘，改名曹云生。三岁才接回家来抚养，因而性格孤独，常常回避家人，小小的年纪便习惯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这种情况，大约持续到他上初中以后。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四舅到长沙参加联考的时候，意外与五弟玉贵在长沙一中的考场上重逢。兄弟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是熟稔的乡音、再熟悉不过的身影和血统的幽码让他俩在密集的人群中无比惊喜地找到了对方。几年过去，四舅已成长为长沙一中能说会道、在学生中威望颇高的学生会主席。“耻辱的家庭出身”使他天天如芒刺在背。但四舅凡事重原则，有时不够通融灵泛。据五舅回忆，日本人来后四哥和自己一块到四川求学，路途远，没有车。光靠步行耗时耗精力。遂提议找国民党军队开车的湖南老乡，攀亲戚“顺路带一脚”，但四舅坚决不答应。抝不过，五舅自己去找人坐便车到了四川台江，数日后四舅风尘仆仆也到了，但又渴又饿又憔悴，已经基本没有人形了。五舅据此笑四舅是“方脑壳”、遇到事情不懂得适当变通。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三舅四舅两家在北京合影

      四舅告诉自己的五弟、我的五舅：俩人在途中分手后为策安全他一个人昼伏夜出，除了躲避日本人的飞机轰炸，还要防止被国民党抓壮丁。到贵阳后得了伤寒，倒在路边；幸好被一个信佛的老奶奶给救了。四舅那次在贵阳养病养了差不多半个月。离开贵阳时，慈祥的老奶奶还用石磨把饭锅粑磨成面，晾干，放在竹筒里，四舅才得以走到台江，走到重庆与五舅会合。四舅是个有恩必报的人。解放后他一直寻思着去贵阳找这位老奶奶。然而，待他瞅空好不容易赶到贵阳的老地方时，老奶奶住的窝棚已经不存在了。兵荒马乱的年代，也许老奶奶早已故去？幽默的四舅几次跟人说，那老奶奶没准就是神仙变的！可能是“看我禀性善良，特地出来搭救我的”的！

      四舅妈是一名祖籍江苏无锡的美女。出身名门，最早在四川阆中的国立四中上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由于相貌出众，冰雪聪明，在中学、在大学均有“校花”之誉。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让来自湘西的进步青年和她走在了一起。四舅不无几分肉麻地唤她“小鹅蛋”。他俩得以最终牵手，据说缘于四舅麻着胆子写给四舅妈父亲的一封长长的手札。那时四舅妈的父亲已经是荣毅仁家族旗下（武汉）申兴酒厂的一名大掌柜。

      四舅颇具军人凌厉攻势的激情表白和滚烫丰澹的语言使掌柜深信：自己的宝贝女儿跟着这个血气方刚的湖南小伙绝对不会吃亏（此后数十年铁的事实也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一直误以为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四舅、四舅妈便在东北牡丹江地区的柴河中学等地平静地生儿育女，过着不无布尔乔亚情调的典型的知识分子生活。而事实并非如此。

      历史的真相是：为进步思想所感召，四舅很快加入革命阵营，于1949年9月参军，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战士。解放前曾随部队在广东的惠州、海陆丰一带参加过多次重要战役（打国民党），包括著名的衡宝战役。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四舅又第一批申请入朝参战，“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由于战功显赫，四舅一度受到过叶剑英元帅的接见。1958年转业进入黑龙江省海林市柴河中学，不久调入林口县一中。文革前的一天，四舅在路上偶遇一同入朝作战的一个战友，并且是湖南老乡。此人文革期间被揪斗，为戴罪立功信口雌黄供出四舅乃苏修特务，而且“是黑龙江省的二号”！导致四舅在当时的学校里经历了各种批斗、毒打和非人的折磨，并于1968年7月左右正式收监到林口县监狱。十一个月后，由于内查外调的人员没有查到关于四舅是苏联特务的任何证据，四舅被释放，但仍需接受监视。1969年底他们全家下放黑龙江省林口县新龙爪公社龙爪大队，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经此一番折腾，生来乐观的四舅似乎对人性有了深层次的认识，以后遇到任何事情，只是微笑，再未随便表态，也不再打算与任何人深交。彼此间尽量保持距离。包括湖南老家的一些亲戚朋友。政治运动对人性的改变，阶级斗争哲学所激发的人性之恶，于此可见一斑。

三舅四舅兄弟俩合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1977年，解放前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系、时任六盘水矿务局总会计师的三舅禹谟一纸邀请把四舅全家拉回了南方。其时四舅已五十有二，已开始考虑叶落归根等问题。长期在外漂泊，让他对故土眷念尤深。有机会杀回南方，虽非自己的出生地，终究彻底告别了北方的严寒。他的慢性支气管炎，使他不得不对自己晚年计划生活的区域进行适当遴选。如今，亲亲的三哥为自己创造了这样好的条件，焉有拒绝之理？

      几个兄长中，四舅、五舅都最听三舅的话。何以如此？挹芬表姐莞尔释疑：我父亲晚年的时候，有一次餐间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对四叔五叔那么好？父亲沉吟片刻，严肃回答：爷爷临终时用手指着你最小的五叔说，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继续读书！并交待我任何时候都要照顾好两个弟弟哟。老爷子断气前重托孤，我敢掉以轻心么？况且他俩是我的亲弟弟，就算你爷爷不作交代，我也会那么做。挹琴姐同时还表示：三舅临终之前多次告诉她，叫她要代自己多照看一下大伯二伯的子孙后代，因为历史原因她们吃的苦最多。不管怎样，晚一辈都是无辜的。

      调回南方后，四舅一度在盘江矿务局汽修厂工作；不到两年，组织上看他是个人才，复将其调到板桥高中任副校长。最终在该校党支部书记任上离休。

      四舅夫妇育有一儿两女。老大禹龙，我的表姐；老二禹军，我的表哥，又黑又瘦，却极精干，1980年去洪江，我俩曾蹲在巫水河桥头每人狂啃六支冰棍，还教会了我哼唱《何日君再来》等“靡靡之音”；老三禹苹，我的表妹，曾经的“牙箍公主”，和我同为大学中文系出身，文笔极佳，系“湘西禹氏大家庭”微信群中文字表达能力较强者。

      姐弟仨人的婚姻都经营得不错。平平淡淡，却也稳稳当当。表姐在一所中学教数学，表姐夫石亚雄在贵州某地级市任区长，级别正处，其亲哥哥石亚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调入东莞公检法系统工作，醉心写作，与我份属文友，偶有来往，此乃后话。表哥禹军最初在一所中学担任保卫科长，据说因“破案有功”，后转为正式干警，穿上了警服。表妹禹苹在一所中学教语文。

四舅2006年3月写给他妹妹、我母亲的信。写信时由于年迈多病，他的手已抖得十分厉害。二舅、三舅、五舅的字均敦厚中正、韬光养晦，饱满丰沛、胖瘦适中，惟独军人出身的四舅把字写得凤舞龙飞、纵横捭阖，左顾右盼、“一地鸡毛”。

      我与四舅有过一次连续两天两夜的零距离接触。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四舅携家小返里探亲。我那时刚放暑假，正好有空，乃受命全程陪同。刚下火车，四舅便急着要去托口三里坪和晓阳山为外公外婆扫墓。四舅虽然黑不溜秋、眼袋很深，却天生一副好嗓子，讲起话来声若洪钟，根本不用麦克风。而且动辄大笑。笑起来双眼几乎就只剩下一条缝。好笑的事情他听了放声大笑，这不足为奇；奇怪者，寻常人认为不太好笑的事情他听后同样会不由自主地开怀大笑。按现在的话说，他大约属于那种笑点极低的人。他的长相酷似相声演员程之。是故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好事者奔走相告：瞧，程之来啦！程之来啦！四舅天性乐观，别人说他像程之他就做程之。兴致来了，还会学着程之的腔调来一段相声。把围观者逗得前仰后合。

      我曾当面向四舅打听过老禹家的家史。但他都讳莫如深，常常顾左右而言他。只说童年似是而非的一些趣事糗事。像五舅一样念叨自己幼时的伙伴。我以迂回战术提及大舅、二舅，他神情中甚至透着几分漠然：我不得不承认，正是基于他的这份漠然，让我在心底对他原本的景仰和膜拜颇打了几分折扣——关于这点，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但却一直真实地在我心中纠结。

      后来我才从别的渠道了解到：四舅一生坎坷。生他时外婆难产，被人用门板抬在堂屋里昏迷不醒，堪與先生说他命中克母。甫一满月便送给外婆的姐姐抚养；五岁时外婆和她姐姐（母亲的姨妈）因生活琐事吵架，一气之下派人把正在门口剥蚕豆的四舅用一件衣服蒙着头抢了回来。从这以后四舅幸福的童年遽然结束，回到生母（我外婆）的家后幼小的心灵遭受到沉重打击，每天日夜不停地哭泣，总觉得这儿不是自己的家，父母对他也没有感情；在他幼小的心里，兄弟姊妹似乎对他也颇多歧视，话里话外十分排挤他这个“外来户”。吃饭从不让他上桌，回到外婆家后四舅一直与长工杨伯伯同吃同住。

      四舅小时候还做过街头小贩，淘过沙金。和长工情同父子。八零年四舅携妻将雏回托口，举家到外公坟前上完香经多方打听还去前面的小树林里找到长工杨伯伯，二人抱头痛哭、挥泪而别，此后彼此再也沒有见过面。外公外婆在世之时四舅从没叫过爸妈，而这也成为他一辈子抱憾之事。

      四舅战功赫赫，家里珍藏的各类勋章无数；这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四舅幼年（五岁前）经常和他姨娘去尼姑庵，因为他的小姨和外婆在那里出家，对他十分疼爱，而那里吃的供饭通常都是用两个碗扣在一起的，所以八零年他回湖南，我那嫁到会同马安山的姨娘和我母亲还打趣四舅，吃饭一定要用两个碗扣在一起。姨娘甚至记得四舅小时候经常在门口坐着，一哭就是一天。母亲的外婆带着三个女儿讨饭来到托口，大女儿嫁到曹家，育有一子，对四舅很是疼爱。二女儿嫁给我外公禹金松，他们结婚时连碗筷都是向邻居借的。三女儿和母亲（四舅的外婆）出家，后三女儿被当地一恶霸流氓玷污，烈性子的外婆还跑去骂她的妈妈和妹妹。至于四舅的双胞胎妹妹，则是在睡觉时被粗心的奶妈不慎压死的……

      在朝鲜战事期间，由于家庭成分高，特別是大哥、二哥的问题受到牵连，四舅一直未能入党。他置生死于度外，奋勇杀敌，屡立战功，曾受到叶剑英等高层首长的亲切接见。文革时他又被嫉贤妒能者居心叵测地说成是台湾特务，后又说他是苏修特务，并因此被莫名其妙投进监狱十一个月，出狱后全家又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三年。由此种种不难理解，为何当年几个舅舅在外地均不愿和老家包括自己的母亲、我的外婆联系。

      四舅在部队期间备受打压，转业后在执教的学校也一样，干活最多，最勤奋，但好事却似乎永远落不到他头上。

       不曾想四舅、四舅妈去世多年，他们俩泛黄的结婚证后代还一直珍藏着。

      因了各种机缘巧合，早在解放前，四舅已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四舅和三舅、五舅一样，特别喜欢写信。我认真看过2006年3月他写给自己满妹、我母亲的信。写信时由于年迈多病，四舅的手已抖得十分厉害。二舅、三舅、五舅的字均敦厚中正、韬光养晦，饱满丰沛、胖瘦适中，惟独军人出身的四舅把字写得凤舞龙飞、纵横捭阖，左顾右盼、“一地鸡毛”。

      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禹夏先生于2010年3月6日在贵州六盘水，在那个远离自己出生地托口古镇的千里之外寿终正寝。享年85岁。

      2015年7月，台风天气初稿于宝山脚下半仞斋。

      2020年3月，疫情行将结束之时订正于莞邑兰溪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