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漂在北京的日子

　　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行进，努力经营他所向往的生活，他是可以获得通常意想不到的成功的。

　　—亨利戴维梭罗

　　单国栋和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二世

　　1.当美术老师那两年

　　九十年代，大学生的身份还带着社会光环，毕业之后国家负责分配工作。1992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渭源县一中做一名美术老师。

　　渭源一中共有2000多个学生和100多名老师，美术老师是个很清闲的职位。学校所有的老师都分配有单身宿舍，一个十平米大小的空间，既用来办公，也用于住宿。别看只是一间面积不大的单身宿舍，在刚刚毕业分配的年轻教师的眼中象征着一种自由和公职身份。

　　我的宿舍位于学校最南侧一个废弃厕所的旁边，里面一张床、一张桌子，条件非常简陋。灰秃秃的墙面，不大的门和窗，模糊的玻璃漏进光线。我住进这处安身之所，虽然条件差，但是这是一种象征，从今以后，自己就是学校的老师了，所以没觉得环境的不好。

　　父母对我的工作分配很满意，他们觉得，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是为家庭争光，有了国家分配的工作岗位就有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了。

　　登讲台之前，我特意到裁缝铺做了一身崭新的服装，还剪掉了留了多年的披肩长发，我从小就接受尊师重道的传统教育，对于教师职业更心存敬畏。然而，工作中我发现，美术启蒙教育在中学里完全是可有可无，课程也只是处在陪衬性的地位。经常发生美术课被其他老师不打招呼就占用的情况，尤其是语数英等主科老师，完全不把美术、音乐等副科教育的课程放在眼里。当我准备好上课用的教材画具，兴冲冲地来到教室外，准备与学生们共同欣赏知名画作、教授美术知识时，才发现自己的课没办法上，不是被班主任老师抢了，就是被上一节课的老师继续占用。

　　私下里，很多学生也不喜欢上美术课。因为美术课需要学生们买绘画铅笔、图画本以及绘画颜料。绘画铅笔比普通铅笔贵得多，要2毛钱一根，绘画本也很贵，更别说颜料。我要求学生带绘画工具，他们往往都带不齐。还有个别学生，上美术课时逃课，为此我很恼火。为了维护自己的教师尊严和把学校的美术课从根本上改变，我亲自找到校长提出了条件：一是学生上美术课必带图画本和笔;二是不能随便旷课;三是三次以上违反此规定就要求学校开除。当时我的态度很强硬，如果校长不答应我就提出辞职。我是学校分配的第一个美术大学生，校长也想改变以往的美术教育，对我很重视，这三个条件都答应了。因为我的坚持，学校有三名学生先后辍学。其中一名学生因旷课被我警告后直接辍学;另外两名旷课、捣蛋的差生，在我严抓严管的压力下，也都辍学了。不是开除，而是自己自动退学，虽然这三名学生并不是因为我而开除的，但他们的退学使我到现在还存着一些内疚。

　　每天的生活就是两节课，想创作没有绘画材料，也没有时间，因为百十人的老师队伍里我是最年轻、最不重要的一个，但凡来房间的老师我都要把茶水泡好，生怕怠慢了，尤其好多老教师都是我的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学校生活都不是我想的那样美好，只是无趣地打发每日宝贵的时光。

　　单国栋作品《古韵之一》

　　2.围炉茶话

　　甘肃的冬天又冷又漫长，我的宿舍里始终点着燃烧旺盛的炭炉，将屋内的空气烘得暖暖的，白铁皮的烟囱被烧红，炉子上的一壶热水“咕嘟咕嘟”地冒着腾腾的热气。

　　我生平为人热情，在学校里很快与老师们混熟了。没课的时候，他们都喜欢到我的宿舍来聊天，聊一些学生的成绩、个人生活以及教学方法等等。来我这里喝茶、聊天的同事络绎不绝。我不但准备热水和茶，还备下香烟、冰糖，让大家尽量聊得开心、尽兴。

　　因为经常去买烟、买茶、买冰糖，我与几家商店的老板都熟悉了。钱不够的时候，店家愿意赊账给我，他们知道我们就是学校的老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不怕我们赖账。1993年，甘肃地区的教师月工资是160块钱，每个月的月底，大家都到学校的财务部门去领。我发了工资后要先把商店里的赊账还掉，还掉欠账之后当月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日复一日下来，虽然每个月都发工资，我却没攒下一分钱，最多时一个月还欠下200多块钱，到离开家乡时，我已经欠了几个商店700多元钱。后来，我在北京工作后，学校为停薪留职的员工补发了几个月的工资，这些补发的工资我全部用来偿还了在学校商店欠下的债务。

　　西部地区的县城中学，美术老师在学校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需要教导自己的学生，也要和领导、同事搞好关系。作为美术教师，我平时空闲时间多，也没有升学率等压力，完全可以拿出大量时间作画。但是，宿舍里每天都有同事来玩，我又是热情好客的性格，每天聊天喝茶时间多了，作画的时间就少了。

　　即便如此，我对于绘画创作仍然一直坚持。而最为艰难的是，教师微薄的薪水不能支持我的美术创作。比如，油画创作要买画布，要买颜料。那时的油画布是120块钱一米，还要到专业商店去买，而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60元，除去每月的吃喝，连画一幅油画也不够。我没办法，只能自力更生，用旧麻袋片制作画布，但是这种画布太粗糙，画画时又极其费颜料，而颜料也不便宜。我后来就不再画油画，改画水粉、水彩了。

　　1993年，在渭源一中教学期间，虽然在学校过着无聊的生活，很忙碌，但是我在工作之余还是画了一些画，在县文化馆又举办了画展。相较于河西学院毕业前的那次画展，这一次的画展是面对社会的一次汇报展，展览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校长特意让教导处拨款200元作为经费，这在那个时期的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至今感激我们的老校长，虽然他已经故去，幸好在他退休之后我还特意看望过几次，此刻我又一次内心感激这位校长的支持和关怀。

　　单国栋作品《古韵之二》

　　3.心灵冲击

　　我在渭源一中当了美术老师之后，高中时的初恋女友经常来探望我。我们的感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她的真诚和情谊却和过去一样。每次回娘家都来学校找我，她的妈妈不放心，就陪她一起来。她来一次，我心中便掀起一股波澜，不是纯粹为情感问题，而是感觉作为男人的自尊受到了伤害。虽然苦熬三年后自己成为大学生，毕业后有了国家公职，但在曾经的恋人面前却没有任何心理优越感，生活上也越来越拮据，每次她来看望我时，在我不到十平米的办公、住宿一体的房间里，我觉得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我不喜欢她关心我的样子，我知道她是内疚，关心也是真诚的，但是让我更加屈辱，想逃开一切，包括她。

　　那时，冬季的学生教室和老师宿舍主要是靠煤炭取暖。每年冬天会拉煤分给每个教师，老师们再把自己分得的炭运进宿舍里去，在乡下的教师舍不得自己烧，就拉到乡下家里。包括我们校长也舍不得在学校烧掉，唯一比我们优越的是，校长可以把自己的碳用学校的车拉回家去。这与一般的教职员工没办法比的，这是校长的特权。

　　九十年代初，大学生还是非常稀缺的人才，我所在的学校是地区的十大重点学校之一，按常理，这样的生活的确是比农民好的。看到这种情形，暗想：即便自己在学校工作十年二十年，也不可能成为校长，即使当上校长也不过如此，我看到了退休前的生活，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美术创作不仅需要时间和精力，也需要物质基础，可参加工作后，我不仅赚不到买油画布的钱，甚至每个月的生活必需品还要赊账。生活的困境和梦想与现实的差距使我决定离开，另找出路。一开始就选择去北京发展其实并非偶然，上大学时我就曾跟随学校组织的艺术考察团去过北京，在那里打开了自己的眼界。北京有美术馆、画廊，可以看到大量的油画和其他艺术作品;还有很多艺术品展览活动，以及平时看不到的进口书籍。那时我就觉得，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到北京，觉得北京就是实现梦想的地方。

　　有理想就有机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发现一条广告信息：北京某文化公司招聘画师，招聘条件是要求具备美术专业基础，能够娴熟作画，工资待遇每月1000元以上。这条信息立刻让我点燃了出去的希望。我当即将上面的地址、电话等信息认真摘录下来。

　　寒假一到，我就和爱人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单国栋作品《古韵之三》

　　4.揣1000块钱闯北京

　　1993年12月31日，就在元旦的前一天，我和妻子来到了向往的北京，在蒋宅口附近的一家地下宾馆落脚。蒋宅口这个地方我并不陌生，大学期间，学校组织学生们来北京做艺术考察时，我们就住这家旅馆，14块钱住一天，是最便宜的地下室

　　旅馆。

　　我心中有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有着忐忑不安。地下宾馆的空间狭窄，条件简陋，当天安顿下住宿之后，我带着妻子在附近的街边小饭馆吃饭。那顿晚饭，一斤饺子、一盘小葱拌豆腐、一瓶燕京啤酒，共花了十几块钱。结账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老板少算了钱。后来才知道，原来北京的燕京啤酒一瓶是卖九毛钱，比我们甘肃的黄河啤酒便宜，那时老家的黄河啤酒是两块钱一瓶。从那后我一直比较北京的物价，其实北京是全国生活必需品价格最低的，比我们老家低。

　　因为第二天是元旦节，我们俩为了庆祝节日和来到北京，去一家饭馆吃饭，里面只有几张桌子。我们旁边的桌子有五个人，他们要了一桌子的菜，包括啤酒、饮料。因为离得近，从他们聊天的言谈话语中，我了解到几个人的身份，其中一个是北京的房主，另外四个人是装修的农民工，他们在帮房主装修房子。眼看到了元旦，房主在请几位装修工人吃饭，为他们过节。那天，我特别注意到隔壁那桌饭菜结账时是花了150多块钱。我当时想，北京人看来真是有钱，我在老家一个月的工资才160元，他们一顿饭就吃完了;而且，他们对普通的民工都很尊重、很客气，从这我开始喜欢北京了。

　　第二天我们按报纸广告上的地址去那家公司，这是一家韩国人办的美国公司，老板是韩国的一位大学美术教授，他很精通世界各国的油画市场。他们将画家的作品卖给世界各国。

　　公司要求很严格，不管你是什么学历和身份，都要参加考试，只看画家的实际绘画水平，都是在现场直接画。据说，大部分的面试人员要画一周时间，而我在当天下午就画完了，第二天就通知上班，终于在北京落脚。

　　虽然在北京有地方上班了，过年时我们都不敢回家，我便和妻子商量回她娘家过年。因为辞职和结婚这两件事情都是家里不同意的。在九十年代初期，这样的选择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为了梦想，只能如此。现在回想都是一个极大的冒险。

　　单国栋作品《古韵之四》

　　5.多次搬家

　　北京海淀区的老虎庙附近，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平房，180块钱的房租，屋内一张床占据了房间的一大半，距离床边一米的墙角处有一个电视柜，上面摆放着一台电视机，是我花150块钱买的二手电视。那台电视经常看着看着就不出图像了，需要用手使劲拍两下。做饭是在出租屋的门外面，用的是那种蜂窝煤的炉子。那种炉子一般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煤球，如果不小心把火弄灭了，做饭时要重新点火生炉子，比较麻烦。

　　1994年的上半年，我和妻子一直住在那里，妻子和房东相处得非常好，房东对我们很照顾。房东的厨房里面设置着简易的洗澡间，只有妻子可以使用，对于所有租房者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特殊待遇了。

　　我工作后不久，正赶上公司发工资。我看到一个员工领到的工资是厚厚的一摞五十元面值的人民币，鼓鼓的一沓钱几乎撑破了信封。我无法判断那些工资是多少钱，但这个场景深深震撼到我。我那时还是实习期，一个月只拿600元的实习工资，其中200元用来租房。但是他们拿到的工资给了我极大诱惑，心想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来，我相信自己肯定能赚到更多的钱。

　　当年8月份，妻子回老家待产，为了节省房租，我退掉了之前租的那间房，租了外文印刷厂家属楼旁的一间小房子，距离公司很近。那间房子原本是冬天用来储存煤炭的，后来空置下来，房主就把它出租了，一个月租金是100块钱。因为房间的房门太矮，不到165CM的我每次进出都要低头弯腰。房间里面的床是用木板和砖头搭的，几个硬木箱摆在一起搭成桌子，上面铺上那种很厚的画报纸，画报背面用图钉钉在木箱上，看上去整洁、干净。待上面的一层纸脏了，我再重新换一张新的，又简单又方便。

　　我一个人的生活为了省钱，没有买蜂窝煤炉子，搬进来后做饭的家什都不齐全，没有面板，也没有买锅。做饭我用的是那种外面露着电阻丝的电炉子，炒菜就用那种两块钱一个的小铝盆。炉子烧热之后，在铝盆里放上油，然后放上豆腐，北京的豆腐很嫩，又很便宜，然后把洗干净的韭黄直接掐成两段放进去，和韭黄炒鸡蛋的做法一样，再加上水，烧开后放上一把面条，顿顿都是这样做饭。因为没菜板，我就买一些不用切的蔬菜，比如韭黄、菠菜等，洗干净后直接用手揪断扔进盆里去。但是日子过得很开心，因为不但每天可以用进口颜料和进口画布画画，还可以赚到很多钱，这是我将来的希望。

　　那种铝盆比较轻薄，一般用不到一个月就坏掉了。起初，我不知道盆底被烧漏了，煮面时电炉子突然就烧了。后来才发现，盆底上已被烧出了小米粒大小的洞，炒菜勉强还可以用，用水煮东西时根本没法用。好在那种铝盆很便宜，坏了我就再换一个新盆。这处低矮、简陋的出租屋，我一个人在里面住了三四个月，直到妻子带着孩子从老家回来。

　　在北京租房的人知道“人在屋檐下”，一定会受房东的气的，我对人虽然很热情宽厚，但是受气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不愿意看房主的不好看脸色，尤其在女儿小的时候要推着她的小车一起搬家，真是一段让人无奈的生活。

　　从1993年底到1999年几年间，我在北京先后搬过十余次家，女儿学会走路后，我们从老虎庙搬回到了公司附近的家属楼，住进了两居室楼房中的一间，这算条件开始好起来。随后又陆陆续续搬过几次，直到1999年，我们在大兴买了房子。

　　单国栋作品《悟道图之三》

　　6.老家同学来访

　　1994年11月，我得到消息，老家的两个同学要来北京看我，并计划在这里玩几天。我很高兴地在自己住的这间小屋子里接待了他们。进屋之后两人面面相觑，左瞧右看了老半天，惊讶地问：“你就住这么窄小的房间里?”我知道，他们没想到我在北京的这种生活如此简陋。

　　我却很自豪，指着房门对他们说：“别看房子不好，你们看那把门锁，我把门一锁，这个方寸的空间是我说了算的，在北京这就是我的地盘。”那天，我提前跟房东打了招呼，要借他家的厨房炖鱼。房东夫妇都是外文印刷厂的职工，人很随和。那天，我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收拾干净后拿到了房东的厨房。

　　那些天正赶上房东的老婆住院，房东每天中午要到医院去送饭。为了不耽误他送饭，我炖的那条鱼很快就出锅了。我们三个人围着桌子，用筷子翻开那条鱼的鱼腹时，发现白森森的鱼肉只煮到半生不熟，而且慌乱中也忘记了放盐，不过还是很开心，我们有酒喝，有各自梦想的人生聊。

　　我陪着他们到几处知名的景点去转了转。有一天我们三人进了王府井百货商场里面闲逛，一个同学看到商店里面陈列着一条牛仔裤，他拿起来在身上比了比，觉得自己能穿，就顺手把牛仔裤上面的商标撕掉了。等到结账时，服务员微笑着报价：“150元。”他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同样的牛仔裤、同样的款式，150元在老家能买10条牛仔裤。这一事件，让我们对北京的收入、消费水平与家乡之间的差距有了深刻印象。四五天后，他们要回去了，我送他们到火车站。

　　在陪他们游玩的几天时间，我将身上的钱花得干干净净。“先给我10块钱吧，我身上没钱了，得坐车回去。”两个同学来之前，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攒的700多元钱，想着多积攒些钱等老婆孩子回来了生活上就宽松些，结果努力存了几个月，同学来玩了一圈后，就把攒的钱花光了。虽然有些心疼，但是朋友来看我我很开心。

　　我到公司时间不长，与其他人都不熟悉，要想借钱有些困难。不过，有一位朝鲜族的年轻人与我住得近，因为他是单身，所以经常到我这里聊天，有时会留下来一起吃饭。我跟那位朝鲜族小伙子张口之后，他很痛快地掏出100块钱借给了我。

　　单国栋作品《悟道图之四》

　　7.抢劫事件

　　我在公司每个月的收入是根据当月的工作量计算，画一幅画的收入是180块钱。我到公司三个月之后，因为绘画技艺、绘画速度都很好，工资收入很快就涨起来了，在北京迅速稳住了脚跟。

　　199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向纵深领域拓展，在文化领域内，旧有的体制机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北京的艺术品市场还没有形成。那时，满大街的报纸、杂志都在质疑，包括美术专业院校的教授、专家也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艺术品能不能买卖、能不能交易?大多数传统观点认为，艺术品是艺术，艺术不能买卖和交易。正规的期刊也是宣传这样的观点。社会上，小部分美术专业的教授如果卖出一幅自己的画作，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认为这是亵渎艺术。在充满争议的文化氛围中，我是属于第一批闯北京、进入艺术市场，并依靠艺术创作谋生的画家。

　　刚开始，我在公司画一张画卖180块钱。那时候，每个月的收入按照计件工资，画多少幅画相应赚多少钱。在全国普遍的工资水平只有一二百块钱的时候，我最多已经能挣到3000多块钱，心中很满足。

　　我这样的签约画家在当时属于比较幸运的，有很多画师因为通不过公司的试用期，或者试用期过后，计件工作量不能满足要求而被辞退。已逝的当代著名油画家忻东旺最初也曾经应聘过这家公司，但没有被录取。

　　九十年代初期，计划经济还未解体，市场经济刚刚萌发，中国社会的第一批北漂艺术家们的生活境遇十分艰难，很多人收入不稳定，生活上常常入不敷出。即便在我工作的这家公司这样的外企单位，签约画师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这家公司还发生过一次让人惊魂的“抢劫事件”。

　　公司是每个月10号发工资，日子是固定的，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一天。有一位曾在公司干过，但没有挣到钱的员工，他生活困难，于是在发工资那天抢劫会计。当会计和往常一样从银行提款回来，他就冲出去抢钱，他拿着自制的手枪，追赶这会计，让他把钱交出来。为了公司财产，会计不顾个人安危拼命奔跑，一口气跑上了三楼。三楼的楼梯间安装着一道铁栏杆的隔离门，那道铁门平时都上着锁，一般人打不开。小伙子情急之下一下子把装钱的皮包扔到了铁门里面，皮包里装的二十万现金正是员工的工资款。一看拿不到钱，抢劫的人气急败坏，举枪打中了铁门外的会计，然后迅速骑车逃跑了。那名保护公司财产的小伙子被打坏了一个肾，更为遗憾的是，后来听说他虽然是为保护公司财物受了伤，公司却并没有赔偿他的损失。

　　那时在外企单位，中国员工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还很薄弱。这些场景让妻子全部看到了，公安人员到公司询问笔录的时候，妻子成了目睹这一事件的证人，并配合警察做了如实的笔录。由于妻子的证明让公司减少了麻烦，由此公司老板对我便特别照顾。其实老员工都知道是谁抢劫的，但没有一个人去告发，说明当时大家对公司的待遇都有意见，只是没人反抗。

　　单国栋作品《悟道图之六》

　　8.其乐无穷

　　女儿一百天的时候，岳父便带着她们来北京，两个人回家的时候，居然找不到路了。妻子离开北京的时候，三环还没有通车，她回来的时候是1995年，三环路已经修好通车，路上的车还特别少。我记得，岳父来北京那次，我借了朋友的一个海鸥相机，全家人在三环路的边上准备合影，背景想要个车子做背景，在乡下没有见过多少车，但是等一辆路过的车很费劲，不像现在三环已经成为停车场。时隔二十年北京的变化太大了。

　　妻子和女儿回来后，我们又搬回到老虎庙的那处出租房里，因为那里房子很大，有十平米。艰难的生活中，女儿给我们带来了快乐，没有钱给女儿买床，我就用外文印刷厂的废木板给女儿搭了一张床，并用捡来的废旧铁管亲手为女儿制作了童车。每天晚上吃完饭，我们常带女儿出门遛弯儿，一路上悠然自得，感觉自己和北京人一样自在，生活其乐无穷。

　　离开家乡半年之后，我正式辞掉了渭源一中的教师职务。在陪伴女儿长大的过程中，我用最大的努力为她提供生活的物质保障。那时，国内还没有实行双休制度，每周只有周日放假休息。在休息日时，我偶尔能接到一些私活，给一些国内的画商画些商品画，这类画的要求都不高，画一张画给100块钱的劳务费，而且都是当天结算。我集中精神，用一天的时间坚持画完，拿到钱后就请妻子和孩子出去吃饭，算是对自己辛苦加班的奖赏。在饭店陪着妻子和孩子吃饭，大方地花掉额外挣到的100块钱，既是对周日没有陪伴她们的补偿，也是对自己辛苦劳动的奖励。

　　1996年的时候，我除了在公司上班，还在晚上的休息时间加班接一些私活，有时周末也不休息，主要是给国内一些单位画外单。上班的收入再加上自己画外单的收入，那时一个月已经能赚到10000块钱。这是货真价实的汗水钱，是付出辛苦劳动才换来的。经济收入提高了，我们生活才宽裕些。

　　当两个人进入婚姻状态，爱的激情减退，剩下的就是锅碗瓢盆过日子，不可能每天都有那种炽烈的感觉。婚姻使两个合适婚姻的人在一起搭伴过日子，就像你需要招收一个经理岗位的人，找清洁工水平的肯定不合适，招清洁工的工作让一个经理水准的人来干也同样不合适，双方要合适。婚姻意味着一个可以陪伴过一生的伴侣，所有的都在一起，包括荣辱，所以它更多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

　　爱情从不讲道理，到来也很突然，当不爱了时根本无法挽回。家庭需要夫妻双方共同面对很多问题，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传统家庭来说，爱情和家庭生活其实是两个频道，它们是不兼容的。只有极少数的婚姻能够兼容，那种关系需要非常坚实、深厚的感情基础，否则一旦没有爱了，婚姻也就解体了。

　　一个人的一生可能会爱上很多的人，但家庭只能选择一个人，爱情是人类感情的最高奢侈品，代价是无法评估的。虽然危险，但人们还是喜欢尝试爱情的感觉和快乐，因为就像海洛因一样，都知道会有害，但是为了那瞬间的刺激和极致的快乐，还是有人体验它。因为几次恋爱的经验，我选择家庭时是理智的，在二十多年的婚姻中我们没有为什么事情吵过架，一切像我要求的一样很和谐，因此我一直告诫女儿：“在结婚前一定要谈一次失败的恋爱再结婚，你就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婚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