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追梦少年时期

　　如果将人的一生浓缩成一天，童年是朝霞下带着露珠的娇花细草。待到了朝花夕拾的年纪，对于童年的回忆会成为一种乐趣，使我们追寻到生命最初的源头隐藏着的成长逻辑。

　　—佚名

　　单国栋在画室的院子里

　　1.穷并快乐的童年

　　一九七五年六月。甘肃省渭源县汤家滩。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汤家滩的打麦场上传来拖拉机碾麦子的声音，向这个只有26户人家的小山村发出喜悦的召唤，傍晚,不等村里的喇叭喊分粮，人们早已经等在那里了。

　　母亲继续在打麦场干活，我和大姐、二姐各拿一条布口袋，奔向打麦场。

　　麦子分的多少是按照各家各户的工分计算。村里劳力多的人家推着车子，会装满一车，让人眼馋。

　　到末了，分粮食最后一个才是我们家，几个袋子能装满一个就不错了。有时连一袋也没有。

　　我出生于1968年，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在家中排行老三。那时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贫穷是普遍的。渭源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汤家滩26户人家,13家姓汤，我姥爷是村里的队长，所有姓汤的当然都是我们的亲戚了，我父亲是从比这个地方更穷的山区来到汤家滩的，这个所谓的“滩”只不过是东西不到一公里、南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西边是山，东面是河，中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小河，小的时候这河是很大的，曾经把我弟弟冲跑百米，现在看来河宽不到一米，水在十年前已经干枯。

　　父亲曾经是公社的报务员，后来被分配到镇上的邮电局上班，成了一名邮递员。父亲要上班，我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从我懂事直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前的几年里，家里的生活十分贫困。

　　一天，我和两个弟弟在家里玩耍，姐姐们随母亲到地里干活去了。父亲回来提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二三十斤面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经常从外面带回来面粉。

　　后来我才知道，一位管理磨坊的人与父亲关系好，那些粮食都是从磨坊带回来的。每次有人去磨坊磨面，有一部分面粉会遗撒在磨面机的周围，时间一长就积存了不少粮食。管磨坊的人把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粮食打扫出来，送给父亲一部分。

　　九岁的时候，我开始上一年级。家里穷，买不起课本，一、二年级我就背着空书包去上学，还开心得很，感觉上学就跟玩一样。

　　最难的时候是老师收学费，每个学期的学费是五角钱，五角钱在我们家也是不小的开支。那时，父亲在邮局上班一个月赚几十块钱，要管七口人的吃喝，经常等不到下个月发工资，钱就花光了。没钱交学费，母亲就说：你先上学去，跟老师说缓缓再交。

　　老师收学费的时候，挨个走到学生的书桌旁。我看着老师的身影从前到后、一排排地走过，距离自己越来越近，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躲起来。没有课本，不交学费，我跟着在一、二年级学了两年。

　　我小时候，名字叫单小平。因为那个时候，邓小平是举国批判的“走资派”，村子里的孩子们经常取笑我，老是喊我“邓小平”。父亲后来就给我改了名字，我们兄弟三个全都改了，取“栋梁之才”里面的字，依次叫“国栋”、“国梁”、“国才”。

　　两年的小学时间，我根本什么都没学，什么都不懂，就连课本也没有。三年级时，老师发现我的基础太差，追查才发现我连一、二年级的知识也不懂，要求我重新补习一、二年级的课本内容。我借了一、二年级的课本学习，这时候发觉课本上的内容基本上看一遍就学会了，并不困难。

　　我经常拿钢笔在课本空白处画画，所有的课本都被我画上了图画，几乎没有空白位置，密密麻麻都画满了。比如八路军打日本鬼子，连手枪我都画上去。不仅是课本，连作业本、旧年画，家里一切能用来画画的东西都被我当作画画的材料。

　　其实，小时候父亲忙于上班，母亲要下地劳动，要做家务，还要照顾五个孩子，精力上分配不过来。我是家里的长子，母亲对我比较宠爱，管束也并不严格。所以，我偷着画画这件事，虽然母亲也不支持，但她看管不过来。学习上，我始终没有太大的热情，学习成绩一直很差。但爱上画画之后，我在一切能利用的材料上乱涂乱画，猫狗鸡鸭牛马羊，神仙夜叉阎罗王，什么都画。

　　在我上小学时，父亲和母亲开始闹离婚，两个人闹得很厉害。我的两个姐姐年纪大些，大姐将我们几个孩子召集到一起，约定说父母离婚时，我们都要跟随母亲生活，不跟父亲，我们几个都表示同意。后来，父亲和母亲当面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改变主意说愿意跟随父亲，他们说我“叛变”。我那时比姐姐想得多，父母若真离婚了，五个孩子都跟母亲过活，母亲一个人带着这么多孩子，吃什么喝什么，生活压力太大了;再者，五个孩子若都选择跟随母亲，他们离婚是大人的事，离婚了父亲还是父亲;而且，父亲毕竟有稳定的工作单位，跟着父亲生活，以后肯定不会没钱花，不会饿肚子。就这样，我成了姐姐弟弟眼里的叛徒，私下里他们几个就合伙对付我，我成了被孤立、被排挤的孩子。因为我在家里一直被欺负，父亲就将我转到镇上的小学去了，住在邮电局单位。这个新的环境改变，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

　　影响。

　　从四年级开始，我就住在邮电局的父亲的房间里。在那里，我一个人做饭、吃饭，一个人住宿、学习，虽然每天能看到父亲，但他每天要骑车子去送信，也没时间管我，因此我很自由，那种不受父母管束的感觉特别自在，没事的时候我就在房间画画。

　　特别庆幸的是，我转学的那所小学设有美术课，美术老师是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毕业的。由于我喜欢画画，愿意多跟美术老师接触，美术老师居住的宿舍墙上挂满了绘画作品，我从那里得到了许多绘画知识。不仅第一次看到了素描，看到了画册，也常常跟随着老师到校外去写生。这时候，我开始学习绘画理论，知道了绘画分为国画和西方画。

　　五年级时，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发生了，它对我选择美术创作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

　　镇小学的围墙外面是镇里的文化广场，广场上竖立着一排橱窗，橱窗里经常贴着各种活动海报、宣传画什么的。教育局把我们会川这个区域的所有小学的学生优秀绘画作品放在橱窗里进行展示，在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为数不多的学生作品可以展示，大概不到20位同学，我相信自己的作品一定能被选中。如我所愿，我的作品不但有绘画，还有书法也被选中，看着挂在橱窗里的作品，我很是得意。

　　八十年代，人们的娱乐生活很贫乏，除了听听收音机，就是参与各种公开的社会活动。文化广场是镇上的人们最主要的活动场地，偶尔会有戏班子搭台唱戏，还有一些集体活动。文化橱窗里面展示的内容是镇上的居民们非常关注的，每天都有一些人站在那里观看。

　　在展览期间，我数次跑到那个橱窗前面，看着自己的国画作品和书法，那时同学中间没有几个会画国画和书法的。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作品展览，它规模不大，参与人数也不多，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次特殊的鼓励意义重大。

　　陆浩、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莫建成在单国栋作品前

　　2.爱分享的孩子不吃亏

　　甘肃的冬季干燥而寒冷，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棉袄，将冻得红红的双手缩在袖口里。外面天寒地冻，但不耽误我们出去玩耍。

　　村里一个关系好的伙伴隔着厚厚的棉袄，他用手使劲在身上抓挠。

　　“你怎么回事啊?”我问他。

　　“没有，痒得很。”他掀起棉袄给我看。我一看，他全身有好多红水泡，赶快带他去医院看，大夫一看，说他得了皮肤病，当时开药他一分钱也没有，我就把买本子的钱给他取药了。医生给了一盒硫磺软膏，让他要注意卫生，勤换内衣常洗澡，不然反复感染。那时农村的孩子哪有什么内衣，更不用提洗澡了。他身上的那件棉袄都是穿了好几年的，穿的时候就直接套在身上。

　　“医生说，不换衬衣会导致病毒反复感染，即使擦药也不会很快见效。”听他这么说，我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将贴身穿着的一件的确良衬衫送给他。不久之后，他的皮肤病就好了。

　　母亲发现我那件衬衣不见了，问我新衬衣到哪里去了?我说丢了。母亲疑惑地问：“大冬天的你脱衬衣干啥?”她大概猜出我送了人，追问几次再也没问。母亲是善良、淳朴的农村妇女，对孩子的教育上虽然不懂，但是善良的美德在全村有名，哪家有生病的都从家里拿药，那时的人很奇怪，去疼片和四环素可以治百病，吃一次就好。

　　村里孩子多，大家在一处玩耍时总会产生矛盾和冲突，男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常常用拳头来解决。有时候，大家会孤立一个人;有时候，也会服从一个人。如果谁家有年纪大的哥哥会很了不起，一旦自己被欺负，就高调宣称要回家找哥哥来报仇!所以，凡是家里有年长哥哥的孩子，和伙伴们玩时都很少吃亏。我没有哥哥，只有两个弟弟，和别人打架时，他们帮不上忙。于是，我尽量不和伙伴们发生冲突，当然还要拉拢更多的人和自己好。

　　七十年代的农村物质极其匮乏，孩子们没什么零食，能吃到一块糖就很幸福。父亲在邮电局上班，偶尔会从镇上买些糖块、饼干这类零食。一毛钱十二块的水果糖，父亲一次只能买上十几块，母亲给五个孩子每人分一两个后，就把糖果收起来。

　　我自己分得那一份，会先带出去和伙伴们分享。人多的时候不够分，我就把糖块咬成小碎块。若是与我关系亲近的，便给他一块大的，若是关系一般，就给他小块的。伙伴们经常吃我带出来的糖，还有家里的蜂蜜，时间长了，我的朋友最多，自然没人再跟我打架。

　　在农村，集市是货品交易的主要场所，每个月农历的固定日子，集市上就会聚集很多人。

　　集市边的空场地上，年龄大点儿的孩子常凑在一起玩赌钱的游戏，比如“牛九牌”，还有“踢钢蛋”。我最擅长“踢钢蛋”，为了能赢钱，我在家常练习到半夜。练习的次数多了，力度和精准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输赢。我常常赢钱，但我不多赢，有一点儿就可以，别人就觉察不到你赢，所以下次他们还会跟我玩。否则我只赢不输，就没人跟我玩了，我小时从不缺零花钱，就是赌博赢的。

　　我的两个弟弟也喜欢玩这个游戏，可是他们技术太差，我一般不跟他们玩，但过年的时候例外。过年时父母会给我们压岁钱，每个人五角。只有这个时候我会和他们玩，但是赢了不能立马走，我会把赢的给他们，反复赢他，等他们觉得玩腻了时我可以把钱顺利地拿走，不然他们会向父母告状的，直到他们输得心服口服，我才放心地把他们的压岁钱拿走。所以他们的年钱总是给我准备的。这是一种交往能力，我从小就有了这样的处事能力：不让自己吃亏、也让别人高兴，大家都开心。

　　人的能力总是在生活中锻炼出来的。小学四年级时镇上有轧面机，但是是手动的，加工一斤面条五分钱，因为每次没钱，我父亲说发了工资给她付账，起初我一去，轧面的媳妇就不高兴，所以每次我都被排到最后一个，直到把别人家的面条全部都轧完了，她才端起拿过去的面粉。轧面条的钱父亲每个月发完工资都会结清，不会拖欠她。后来我看她一个人搅机子很累，我就帮她搅，直到我也累得不行了她就将我的面轧了，这也比等到最后强，时间久了她也不好意思了，只要我过去就按排队的顺序，有时还给我提前，说我是学生。生活中的锻炼是一点一滴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会让人成熟起来的。

　　国画《蓝色交响之一》39cmx39cm 2016年

　　3.红灯笼上开始的画家梦

　　县里很多人都知道我会画画，尤其单位，就会找我过去帮忙。

　　父亲所在的邮电局，每到春节会制作红灯笼，他们的灯笼都是我画的，春节期间，县城各单位都会挂上各式的灯笼，每一条街道、每一处巷子，满眼红彤彤的一片，这些高高悬挂的灯笼不仅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也展现出传统文化的气息。尤其元宵节，元宵灯会上还让大家评选出制作最好、最精致的灯笼。那几年，邮电局的灯笼每年都得一等奖。

　　过年时走在县城的大街上，抬头看着自己画出来的小红灯笼悬挂在醒目的位置，心中洋洋得意。这是别人没有的技艺，只有我画得出，画得好。虽然称不上是艺术创作，但也是美术的社会实践和人的价值的社会认可。

　　父亲单位的两位领导都认识我，对我特别好，对我的画画能力他们也非常认可。他们知道我喜欢画画，又没有画画的纸张，就拿了很多电报纸给我画画用，那个年代纸是最贵的材料。1988年，我高考落榜后，局长还几次告诉我接父亲的班，到邮电局工作。

　　接替父亲的工作，进入国家的正规单位上班，能成为工人挣工资。这在当时农村人眼里，是天大的好事，我却一直没有答应。虽然我心里是热爱邮局的，但在邮局工作却不是我的理想。我那时候不想参加工作，就想画画，一门心思地想当个画家，我觉得画画应该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我能用画画赚到钱。

　　镇上的物资交流大会每年举办一次，大会上集中着全县各地的买卖交易，持续十几天的时间。每到物资交流大会，镇上的商店、铺子就有一部分要换招牌，主要是因为原来的招牌旧了或者破烂了，需要重新找人制作、绘画。很多商家把广告牌上的美术字，包括商铺外面的广告招贴画交给我来画。那些摩托车修理铺、五金商店什么的，我会直接在广告牌上画上一个形象逼真的实物图。物资交流大会举办的时候，我要忙碌上好一阵子，同时也能赚到一笔钱。

　　那时，我每天上完课，还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画玻璃画。那种画就是在玻璃背面直接用油漆刷上去，内容一般都是山水，很简单，好看就可以，一般画一张玻璃画是三块钱。有时还给人家画炕桌，有的人家新做了木头炕桌，请我在桌面上画上荷花、鲤鱼，待刷上一层漆，晾干后再使用。这样木头桌面有了油漆保护，就比较耐用了。

　　我记得，我靠画画一个月最多时能挣90多块钱，是一笔“巨款”，心里特别有成就感，因为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80多块。我用自己挣的钱买了时髦的衣服，那个年代流行的喇叭裤、夹克衫等都是我自己挣钱买。

　　国画《蓝色交响之二》39cmx39cm 2016年

　　4.学习太差被逼转学

　　初中二年级期中考试完毕，班主任老师面沉似水，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拿出一个册子放到我面前，指着上面说道：“自己看看你这几门学科的成绩，七门都不及格，你是怎么学习的?老师以后怎么教你啊?”当时学校有个规定，七门成绩不及格就开除学籍。

　　老师对着我一顿数落，批评我上课思想不集中、爱开小差，还说我爱画画是贪玩的表现。“老师，我不是贪玩，是喜欢画画——”我有些紧张，努力想跟老师解释。

　　到放学回了家，也不敢隐瞒，就跟母亲说了这件事。母亲听了也很着急：“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找找老师!”

　　第二天上学，母亲特地拿了一斤菜籽油和我一起来到学校。上午的课程结束后，她带着我找到了老师的办公室。那时，家里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这瓶菜籽油算是当时的一份“厚礼”。那时的光景，一家人一年只吃五斤菜籽油，所以送礼送一斤油是很贵重的。

　　母亲提着油进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一看见我，就知道我们是为什么事情来的。他的目光在那瓶菜籽油上瞟来瞟去。母亲将一斤菜籽油放在了桌案上，只说：“孩子学习不好，给老师添麻烦了。您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不开除他?”

　　老师想了想，说道：“学校还没张榜，可以不张榜，但不能在学校学习了。你们找个别的学校上吧!”

　　母亲见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同意让我转学。一斤菜籽油换得这张转学书，当母亲带我到县城时，父亲觉得很突然，但已经如此，只好急忙托人找到了县城三中。三中的校长对父亲说：“班级里的学生都满员了，没有位置，你去找年级的班主任，如果班主任收，你就让孩子转过来。”

　　后来，父亲又拿着两斤蜂蜜去找了我们初三级的一个班主任。班主任收下了蜂蜜，然后让人从外面搬了一把椅子，直接给我在班里加了个座位。我转学成功了。

　　三中是我们县最差的中学，上了三中的孩子大部分没什么升学希望，只是在学校混毕业，大多是县里干部子弟，只要初中毕业就可以“分配”工作。在这里，根本没有几个学习的，我在三中学习不进去，每天总想着逃学。

　　“这次转学到三中不容易。不要满脑子想着玩，必须学习!”在刚转过去的几个月里，母亲就守在县城里看着我。我没办法，只得继续上学。

　　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个好消息，县一中招收一个美术特长生。心想：美术特长生我肯定能考上!别的方面我不敢自夸，但在美术方面，我当时已经有相当强的自信了。为了能进入渭源一中学习，我特地跑到县美术馆找到那里的美术老师请教。到县一中考试那天，天气很好。

　　那时中考还没有开始，我们是提前一个月被通知来学校参加美术特长生考试的。渭源一中的校长是上海人，复旦大学毕业，当年是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渭源这所中学的。“你们都是考美术特长的学生，今天就现场考你们的基本功!”校长找了一名上了年纪的老头给我们当模特，让我们现场作画。现场面对模特作画完全没办法作弊，这种考试，受过训练有基础的学生就画得好，没有基础的学生就画不好。听到考试要求的时候我就想，自己画过那么多东西，做了那么多训练，肯定没问题。

　　很快，我就把自己的画作完成了，那是非常逼真的一幅素描作品。我是第一个画完的，同时是所有的画作里最好、最快、最形象的。考完试后，校长把所有的画挂到他办公室的墙上，当即就向我们宣布：这就是第一名。

　　我被县一中录取了，并且是降低110分破格录取，当年一中的美术特长生只有我一个人。如果不是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考试形式，不是校长亲自监考，我也不会被录取。因为很多当年报考美术特长的学生都是跟随专业老师学过的，只有我是完全自学的。至今我仍然感恩当年的校长，做梦也没想到因祸得福让我进入了县一中。

　　从考上一中那天起，我认识到一点，天生我材必有用。觉得自己也是人才，我就开始有了想上大学做画家的梦想，高中美术特长生，距离大学还十分遥远。

　　国画《蓝色交响之三》39cmx39cm 2016年

　　5.为学习绘画多处碰壁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滴水成冰的时节，新房子里的温度在零下20度，因为没钱装玻璃，窗户上钉着的塑料布当玻璃。手指冻得发麻，便将一口热气呵在手心上，画笔甩出去的水立马结冰。这一年的冬天，我在这个新房子里进行高考复习，同时练习画画。

　　母亲端着火盆走进来，说道：“这么冷的天，给你填个火盆吧!”

　　红红的木碳带来了丝丝暖意，母亲陪了我一会儿就离开了。几分钟后，我把那盆碳火拿开，放在了门外的廊檐下面。我想惩罚自己，寒冬让自己清醒头脑，也可以断开失恋的苦痛。

　　第三次高考，这是我最后一搏，无论如何要考上大学，只有这样可以结束这里的一切，当然考不上是要在家种地的，这是我这辈子最不喜欢的事情。

　　因为我们县城缺乏美术老师，在同学中打听到临洮师范的美术老师庆忠在甘肃省内算是水平一流的画家了。

　　临洮县在渭源的西北方向，距离渭源约有35公里。我决定去拜师，一中美术老师便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我非常激动，假期到了，我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瓶水果罐头揣在书包里，背上画架，拿上些自己的画作，然后骑上自行车出门了。

　　35公里的路程不算近，也不算很远，但是对于骑自行车的人来说也不近。

　　庆忠老师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很儒雅。他接过推荐信，沉默着读完，然后问我：“你学美术多久了?”

　　“七八年了。”

　　“今天带了你的画来吗?”

　　“带了。”

　　我把自己带来的一沓画作拿出来，放在了他的书案上。他起身走过去，一幅幅地浏览，却一句话也不说。

　　很快，他把我的画分成了两类，分别放在他的左手边和右手边。“你过来!”他招手唤我，“自己看看这边与那边的区别。”

　　他对我的画没有做出太多的评价，只是把画得好的和画得不好的分开来，让我自己去体会。那天，我在老师家里待了两个多小时，还看了很多他自己的画作，这种直接的现场观摩、对比体会对我的帮助很大，庆忠老师并没讲什么高深的知识和技巧，但我仍然受益匪浅。

　　据说，庆忠老师曾经师从法国的一位知名画家，所以有着很好的油画功底，我油画的水平和基础就从这时候开始奠定。

　　后来每年都会到老师家去一两次，每次去都带上自己的画作交给老师看。和初次登门时一样，老师会把画得好的和画得不好的作品放在两边，偶尔提出一点意见。大多数时候，他不怎么给我说话，我是从他的作品里慢慢体会的，有时他给别人的作品评价我仔细分析。

　　因为我不是他满意的学生，这是指关系上。一个大雪漫天的冬季的早晨，我照常骑着自行车出发，去往老师家学习。地上的雪足有半尺深，自行车在雪地上行进，纤细的车轮在雪地里轧出一条长长的弯曲的前进线路。宁静的清晨，四下里都是耀眼的白。高低不平的山村路，连接着一段土路，然后又连接着公路。白雪覆盖的世界，掩住了它们原本的模样。同样35公里的路程，我花了三个多小时才骑到目的地。老师家的大门紧闭着，我把自行车停放在门口，上前敲门。半个多小时后，师母出来开门，我进到院子里，一看她是刚起来，随后她进入屋里，我就在院子里等着。

　　周围很静谧，积雪如同厚棉絮把整个院子盖得严严实实。我知道老师和家人都没有起床，便站在那里等。时间缓慢地流逝，那个早晨过得很漫长。雪后天晴是非常寒冷的，我跺跺脚、搓搓手，阳光并没让我觉得温暖。大概一个多小时，门终于打开了，老师让我进去。

　　跟随庆忠老师学习的学生有好多个，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偶然看到了老师送给他的一幅水粉画，我恳求他把那幅画借给我一段时间。我知道，水粉画干湿前后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作画时就要对它的色彩有掌握。为了钻研色彩，我把那幅画先局部弄湿再全部弄湿，研究它干湿之后的颜色对比变化。

　　在绘画水平的需求下，我不断地求学。有一次，我偶然得知我们学校里一位数学老师的妻子是宝鸡人，他妻子的弟弟是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的，在宝鸡群众文化艺术馆工作。我找到了那位老师的家，说明自己的来意，数学老师的妻子便给我写了封信，我带着信很高兴地用平时攒下的钱去宝鸡。

　　在宝鸡群艺馆，我见到了她弟弟，从年纪、外貌上看，大学刚刚毕业的他，估计比我大几岁。群艺馆内，一群年轻的女孩子在和他聊天，他心不在焉地说：“我没时间教你，你既然这么想学画，不如去西安美院找我的同学吧，也许他能教你!我给你写个信。”

　　就这样，我当天带着他写的一张字条从宝鸡去了西安美院。他的同学是西安美院的研究生，叫巨海波。西安美院那时在西安市的郊区，到了西安，我坐着公交车赶到那里问了好多人才找到他。他拿着那张巴掌大的字条，他只拿过去看了一眼，之后冷淡地对我说：“学画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今天还要去乡下，没时间，你先回去吧。”

　　我跑了两个城市，最后无功而返。八十年代，在位于西部地区的一个小县城里，钻研美术的专业人才是非常稀缺的。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大学毕业后不但全心培养学生，连学生的纸张都是我提供的，尽管我不富裕。现在我计划在全国招收一些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而且吃住我也提供，并且培养那些高考落榜的想学艺术的学生，而且必须是家庭贫穷的学生。艺术不光是学问，更重要的是人的爱心和品行。

　　一种好奇使我多年来一直打听巨海波老师，一直不知其下落，在书出版的一年前我得知当年刘文西院长因为他为人的理由没有让他留校，后来到陕西师大了，并且已经因病去世多年了，我为之惋惜，如果他还活着，我很想让我的学生去安慰他。(未完，待续)

　　国画《蓝色交响之四》39cmx39cm 2016年